7月12日至1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考察调研。他强调，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；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。

和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相比，“中华民族”这一概念，只有百余年历史。1902年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首提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“齐，海国也。上古时代，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。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：一曰国家观，二曰世界观。”次年，他发表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》，初步表达其对中华民族的理解。

“读书穷理，以极其至”。自梁氏提出“中华民族”概念以来，几代学人从多维度探勘，体认识到中华民族具有实体性、包容性、开放性等特质。考古学家夏鼐1962年提出，“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，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关系，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”。后来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基于自身的田野调查经验，根据中国民族发展实际情况，提出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”的观点。

十八大之后，“中华民族共同体”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日渐成熟。2014年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、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》、十九大报告等，都反复强调要培养（铸牢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2022年3月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既要做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工作，也要做大量‘润物细无声’的事情。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、往细里做，要有形、有感、有效”。

由此可见，中国政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与定位是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深刻演化。

某种意义上讲，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，“共同体”（community，表示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）仨字貌似有蛇足之嫌。其实不然，在这一语汇中，“共同体”是核心概念，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而不是松散的联合体，不是机械式的“马赛克”拼凑，而是56个民族融入于共同体中并依赖共同体而自我完善、互惠共生的状态。

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卓识深意，大致可从历史、文化、国家三个维度来看。中华民族能够合诸民族以成一体，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各民族均是历史的同行者、参与者、亲历者、书写者和见证者。诚如史学大家吕思勉所言：“一国之民族，不宜过杂，亦不宜过纯。过杂则统理为难，过纯则改进不易。惟我中华，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。”

中华文化由中华民族创造出来，中华民族又由中华文化融凝到一起。共同文化是由各民族在互动交往中共同参与、共同创造、共同守护的，共同文化并非同一的、强制的、挤压的，而是多维的、平等的、共生的。兼收并蓄的特性，能够将人们紧密团结起来，增强共同体的牢固性。

改革开放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。这几十年里，市场经济活力迸发，各民族的跨区域人口流动频繁，而流动人口往往对新事物更敏锐，进而开发出事物的新功能，发现新的机遇。由此，各民族在推动现代化、共享现代化成果的同时，缔结了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。

“长相知，才能不相疑；不相疑，才能长相知”。戏剧大家曹禺在《王昭君》中写的这段话，蕴含着人与人、民族与民族和谐相处与真诚合作的襟怀。今后，在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，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：

破解“结构困境”，增强“内生聚合”，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。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，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。大力补齐民族地区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短板，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。简言之，就是 “饭碗”多起来，“短板”补起来，“底线”托起来……

深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，推陈出新，丰富共同文化的内容。近代思想家杨度在《金铁主义说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中华之名词，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，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，乃为一文化之族名。”这种文化，本身就是一种“共享”“共创”的文化生命体系。在风险时代，中华文化更应继续利用吸收人类一切现代文明成果，并在“走出去”的过程中增进与世界各族文明间的对话。

坚持在法治轨道内管理民族事务，推进边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“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，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，民族团结才有保障，民族关系才会牢固。”在实践中，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，既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刑事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，也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矛盾。正所谓 “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，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”。

利民之事，丝发必兴。安民利民怡民，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价值归宿。“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，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实事，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”，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继续释放良好预期，把良好预期转化为发展实绩，让实绩与预期同频共振。